— 从激光科研到投资管理的不断探索

作者：戴光明 （物理82级)

起点：厦门大学与我的第一段旅程



1982年，我踏进厦门大学物理系。厦大依山傍海，海风里有盐腥味，也有凤凰花的甜香。傍晚从实验楼出来，我常沿着芙蓉湖慢慢走，或者站在海边欣赏鼓浪屿的暮色。那时就隐约明白：学习不止是追分数，更是对未知世界的一次次靠近。

四年的训练，送给我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难题不急于给答案，先拆解、归纳，再重构；逻辑、耐心、求真，成了此后漫长科研路上的“内核”。



1986 年毕业，我去了“厦华电子”的品管部。生产线的轰鸣声、示波器的曲线、检具上的毫米误差……让我第一次在现实世界里摸到“精度”“误差”“标准”的重量。质量管理最教人的，是敬畏：一丝疏忽，就可能牵动整条生产线。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下定决心出国深造。

1990 年，我收到瑞典隆德大学天文系的录取通知。冬天的隆德安静得能听见雪落的声音，我在那里研究星光的微弱起伏。1995 年获得博士学位，又因成绩优异拿到瑞典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博士后资助，先到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系，后到医学院，最后在罗切斯特大学做了半年研究科学家。

学术纯粹，但我也想让研究改变现实世界。于是离开校园，做了近五年的高级软件工程师：从天文数据处理到自然语言搜索，再到医疗设备算法。看似跨界，其实目标始终如一：用理性理解复杂系统，用模型描述世界秩序。

回看起点，厦大的四年，教我思考、独立，也让我相信科学的力量。


一、序言



2000 年，我加入威视（Visx）；后来伴随并购先后就职于 AMO、雅培，直至强生全视。回望这条“光的轨迹”，从实验室到手术室，从灵感到证书，我在美国获得了 87 项授权专利，归入 42 个专利族：屈光光学设计、激光控制算法、波前像差与人工智能优化，几乎覆盖了视力矫正的关键环节。

别人常问：“为什么喜欢申请专利？”
 我会说：专利首先是保护产品，但同时也是一种记录 — 把灵感被捕捉的那一刻，和无数次推倒重来的过程，都认真存档。老实讲，也有点小小的仪式感：在公司里，每个专利族的第一件授权，还有一笔不错的奖金。但真正的收获，是看到想法一步步走向临床。

二、灵光初现：矫正老花眼的那道光



二十多年里，我投入最深的一条线，是老花眼（Presbyopia）矫正。这是极难的课题——不止一个团队研究了三十多年仍未“有解”。我常打趣：谁要真解决了它，诺贝尔医学奖恐怕都该认真考虑。

很多人把老花眼和远视混为一谈，因为两者都用凸透镜矫正。其实差别很大：远视是由于眼球结构导致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之后，而老花眼是晶状体随着年龄变硬、失去调节，像一台老相机的变焦环“卡住了”。远视者通常需要眼镜来看远处目标，老花眼则只在看近物（例如读书）时才需戴老花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 Kingman Yee 共同完成了专利 US7,293,873。我们提出一个“被动矫正”的思路：不去强迫眼睛恢复原有调节，而是在角膜表面通过激光重塑光学形态，让光线在远与近之间自然分配，形成可用的多焦效果。它是一个折中：远、近的极致清晰各退一步，换来整体生活场景下的“够用”。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平衡是值得的。

传统方案要么是单视眼（一眼看远、一眼看近，牺牲部分立体感与景深判断）、要么是在白眼中植入扩张环（Scleral Expansion）（创伤大、稳定性欠佳）、后来又有全飞秒激光近视矫正术（SMILE）（主要针对近视，不是专门为老花设计）。更有甚者，有同事提出用病人的干细胞进行体外培育，造出像婴儿眼球那样的“稚眼”，再设法嵌入眼内——可惜这个想法太过前瞻，实现难度极高。相比之下，我们的方法只在角膜上“雕光线”，不动眼内结构：简单、优雅、可重复。缺点也坦诚——远近视力都会降一点点，但很多人在真实生活里“总体更清晰”。

这一思路后来扩展成四项核心专利与二十余项衍生专利。2005 年，威视并入 AMO 时，这个老花专利组合被评估约 5 亿美元。那一刻，我第一次直观地看到：知识本身，也是一种资本。

三、算法的世界：看不见的创新



真正的创新，常常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
在屈光手术里，每一次脉冲的能量、位置、序列，都要与角膜几何与组织反应匹配；算法决定了手术的天花板。我做的工作，既有角膜消融的最优化模型、泽尼克系数的重构与约束、傅立叶迭代在屈光矫正中的应用、泽尼克与傅立叶系数的互换、治疗系统的评估方法，也有与航天领域的马哈健博士的跨学科合作。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项，是在《光学快报》上发表的那篇《泽尼克像差系数与傅立叶系数的双向转换》：它把原本不便直接用于工程实现的表示法，转成了更加有利于计算的傅立叶框架，理论与重构精度双突破。该研究获 2006 年“最佳论文奖”，后来也进入 AMO 的核心专利池。同年，我当选美国验光学会的会士，简称 FAAO。

科研是一场马拉松。迄今我发表 26 篇同行评审论文，仅 2006 年就有 10 篇发表于《美国光学学会杂志》《应用光学》《光学快报》。2008 年，我把相关研究系统化为《波前光学与视力矫正（Wavefront Optics for Vision Correction）》（SPIE 出版）。写书那年，几乎所有周末和深夜都在键盘前——也感谢太太的理解和支持。

后来 AMO 被雅培收购，再并入强生全视；我成为 Volwiler 学会会士，并三次获得“年度专利奖”，长期位列部门美国授权专利数量第一。但我看重的从不是数量，而是那种“从草图到临床”的踏实满足：有一天，病人说“我看得更清楚了”，你就知道，所有推导都没有白费。


四、制度的变迁：从“先发明”到“先申请”



美国专利制度，我经历过一次“地震级”变化。
从强调证据链与“谁先真正完成发明”的先发明制（First to Invent），转向强调谁先递交申请的先申请制（First to File）（2011 年《America Invents Act》）。从那以后，创新不只是智慧的较量，更是效率与纪律的较量。

有一个著名案例：间歇式雨刷的发明人 Robert Kearns，为捍卫自己的专利，曾与福特和克莱斯勒展开旷日持久的诉讼，最终以个人之力赢得胜诉。这场战役后来被写入教科书，成为“小发明家挑战汽车巨头”的传奇故事。它也是旧制度下“先发明制”的经典例证。

我自己也有过教训：实验刚完成、还在打草稿，同行已经提交了类似申请。那一刻我明白，规则变了，打法也要变。
自此我们推行并行式流程：研究、文稿、法务同步推进；开会前要公开新想法，先走内部 ROI（发明记录）备案；遇到会议报告在即的新算法，常常是和律师团队一起“白加黑”把申请先发出去。制度更规范了，独立研究者确实更难了，但它也倒逼团队把创新速度、文档质量与法律严谨拉到同一标尺上。

规则可以变，创新的灵魂不能丢。

五、专利检索：从软件工程师到发明人



我与专利的缘分其实早在成为发明人之前就开始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在 Manning & Napier Information Services（MNIS）做高级软件工程师，负责构建专利搜索引擎。那还是没有 Google 的年代，我用 Perl 写出一条龙流程：抓取更新、词根归并、检索索引、导入 DB2 数据库、自动回归测试、生成日报——把本来全手工的流程提速了 20 倍，拿到了公司的年终大奖。

MNIS 从 Syracuse 大学孵化，学术气很重，很适合我。团队尝试做跨 USPTO / EPO / JPO （美国，欧洲，日本专利局）的检索，尝试语义分析、关键词加权、引文网络。那段经历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信息的可检索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多年后，我在强生全视负责人工智能项目，与全国多家医院合作，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分析治疗数据、优化参数，又一次印证了早年的体会：可发现、可理解、可应用，才叫真正的创新。

六、新的起点



二十多年的科研，87 项专利、26 篇论文、一本书。
2022 年 5 月，我选择提前退休，结束在强生全视 21 年的职业旅程，没有留恋，也没有停步，只是换一条路继续探索。

我创立 Dependable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LLC（DAI Advisors），成为 SEC 注册的投资顾问（RIA）。有人问，从激光到投资，会不会跳得太远？我说，其实一点不远：两者都需要严谨的结构、深度的研究、对风险的敬畏、对长期的坚持。

过去，我用激光雕刻角膜；现在，我用研究与判断雕琢投资组合。
无论是光学还是金融，都是“探索—分析—验证—优化”的循环。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改变人的视力，而是想帮大家看清更远的未来。

创新不止一种形式。保持好奇，保持热爱，就总有新的方向，新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