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生物检测行业:回顾与感恩点滴

余长风 (生化79级)

作者按:萧潇理事长嘱笔写篇职业生活的文章,借假日闲暇,回顾多年走过的道路,或平坦通顺,或高低曲折,精彩之处不多,感恩之处不少,今略记一二。

1983年余长风(中)与同窗在厦大

初次创业 – Rapid Diagnostics Inc.

1997那年, 我在南旧金山一家公司负责生物检测产品的开发,当时层析免疫快速检测的方法刚兴起不久,将临床检测技术提高到更简单,快速,便于非专业者操作的程度。因缘际会,我较早进入这个领域。因业务关系认识了一位台湾来的在检测试剂的前辈陈博士,他以亲身经历鼓励我出来创业,并帮我筹集了30 万美金的投资, 就这样在1998年元旦我们的Rapid Diagnostics Inc. 就在Burlingame陈博士的公司借用的两张实验室平台诞生了。草创之时,资金有限,当时有个上海的客户要订心脏病检测的产品,可是抗体原料很贵,为了节省开支,不用机器包被膜,自己用量尺和细毛线手工画抗体包被线,用最少的材料成本做成了订单。当时一台包被膜的机器要4万5 千美元,正为这笔开销踌躇时,另一位行业前辈蔡博士介绍了Santa Rosa 的一家毒品检验实验室的客户,他们需要增加毒品快速检测的产品线。于是我向客户建议由他们提供资金·购买该机器,我们在产品的售价中回扣5 万元的货款给客户,他们竟爽快同意了,于是我们有了第一台的包被膜的机器。回想当时自己没有什么商业经验,贸然跟客户的要求竟被答应,实在是上帝的恩典。

当时的公司只有简单的网页, 自己也没有市场的经验,很多客户都是自己找上门, 而非我们商谈开拓而来。 这也是上帝的恩典。 记得有个早晨接到一个南美口音的电话,说他名叫Omar, 现人在San Diego,想拜访我们。我告诉他我们公司在Burlingame, 旧金山附近而非南加。 没想到他即刻买了张机票在近中午时分到了公司。 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墨西哥帅哥, 衣着朴素, 背着个背包。 我跟他做了公司的简单介绍。 他没时间吃午饭就必须搭机回San Diego。 我对这个简短的访问没带什么期望。 没想到几天后,传真机里就传来了他们公司的订单。 往后几年Omar 的公司成了我们的主要客户之一。当时的订单和文件主要还是靠传真机发送。 每天办公室翘首以待传真机的哔哔声和出纸的声音。 上班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去传真机查看。

有位意大利客户, Franco, 是通过电子邮件认识的。 可能是意大利人的特性, Franco很健谈,喜欢电话讨论聊天。他的意大利口音重,对我的英文听力是个挑战, 每次都要很认真地听做笔记,以免漏掉要点。Franco 原是雅培(Abbott)在欧洲的销售经理, 对产品很熟悉, 很喜欢讨论和建议新的产品, 对我们的产品研发方向很帮助。每次通话结束时他都会说”Qiao”(再见)。刚开始的几次通话,因他把Qiao 尾音拉长,再加上口音和我对意大利语的不熟悉,我以为他是叫我的英文名,Charles,就问他有何要谈, 结果又把本要结束的电话又延长了很多。后来才清楚人家是要Good bye 了。当时电话费比现在贵了很多,有一种电话卡业务通过中间转接可以省下很多话费。这种方式服务了很多商业和个人。 那些年人手都有张电话卡方便和远方的家人或客户通讯。

特立独行的同行

在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业世界, 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同行。Allen是位加拿大客户,他的产品市场主要在东南亚和南美。东南亚市场是个价格竞争很激烈的市场。 Allen 来询盘时,我们通常会有这方面的报价顾虑。 有次报完价后, 他居然告诉我, “Charles你可以把给我的价格提高些, 我的利润已经够了”。这和其他的经销商截然不同,我自己也做不到。 后来有几次询盘时,他也会告诉我不必把价格调太低。在这个人人争抢利润空间和对供应商压价的商业世界,这很让我惊讶和敬佩。后来得知Allen 也是个基督徒, 我们不仅有商业上的往来, 也不时会有个人信仰上的交通。

Henry是个很勤奋的化学家, 他的公司位于红木城Redwood City,研发毒品检测的原料。每次到他那拿所订的原料, 他都会陪我到停车场, 边抽烟边聊他的原料和项目。 每逢我们有新的毒品检测产品, 都会先找他询问。后来他的公司产品由一家东岸的公司代理, 价格一下提高不少。有次我跟他抱怨提及, 他说,“Charles, 你以后订一半量就好,另一半来我这拿, 免费。” Henry 闲暇时喜欢潜水。 有次捕捉了一只很大的鲍鱼送我, 那是我第一次吃活的鲍鱼, 可惜当时不像现在可以很方便地上网找烹调配方,没有做出该有的味道来。

吴博士也是位台湾来的前辈化学家,他的公司在New Jersy,专长于小分子检测的原料。因着产品开发的缘故和他认识, 他惊讶于我每次都能很快地对他的原料给出评价反馈和建议。 有次在AACC会议(美国临床化学年会)上,我们一起晚餐并享用了他点的红酒。 吴博士很开心, 他说在他认识的这个华人圈子里, 喜欢红酒的人不多。 以后每次年会, 吴博士都要请我一起吃饭品酒, 成了忘年之交。2014 年吴博士决定要退休,有家大公司想要并购, 这对开公司者是最好的结局。 但吴博士认为并购后还需要承担一些公司过渡期的义务和责任, 毅然决定退出并购,完全退休。 结束业务时他把市场价值好几万美元的库存分送给一些客户, 我们也收到了不少。

再次创业 – LumiQuick Diagnostics, Inc.

余长风(右二)与LumiQuick同事

2006年4月,在第一家公司被并购4年后,我们在Santa Clara开始了LumiQuick Diagnostics, Inc. 在公司产品发展的方向,经调研后我决定以热带传染病为主。很多热带传染病都是由蚊子传播,以前这些病都是季节性和地区性的,主要在热带潮湿地区。但随着环球暖化,全球化的人员和商品流动,这些病有广泛流行的风险和趋势。于是,我们就从登革热和疟疾开始。2015 年当Zika (塞卡)病毒从巴西开始传播流行时,我们公司是最早的能够提供该病毒的快速检测试剂的几家公司之一。当新冠病毒在2020 年爆发时, 因着我们平常的技术积累,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发出新冠检测产品提供给客户。我们和中国的商业伙伴合作拿到了FDA的销售许可,并捐了150万人份的检测试剂给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医院,为新冠的转染控制贡献微薄之力。从过去这20 年来的观察, 证明我们公司草创时的决定是对的,现在越来越多越频繁的热带传染病发生。这些病很多都在发展中国家爆发,低成本而快速易操作的检测产品成为亟需的控制流行病的重要工具。同事间常开玩笑公司是因蚊子而得以生存,得给蚊子挂个像。有时我也跟朋友调侃,很多行业的技术可造福人类也可带来祸害,只有我们的产品是帮人类对付疾病,改善健康,有百利而无一害。虽然利益回报不如硅谷的其他高端产业,但所行之事能切实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亦堪以自豪和满足。

世界日报报道LumiQuick捐助防疫

感悟与感恩

不管是Rapid Diagnostics 还是LumiQuick, 在群星璀璨,精彩迭出的硅谷犹如一粒微尘。公司的大多数员工包括自己, 都是第一代移民。虽然公司很小,但能在过去的几十年每年提供二,三十个工作岗位, 也算是对美国经济和就业率的一点点贡献。有的员工在这里得到移民后的第一份工作,有的得到签证身份的改变,有的得到训练为职业规划的下一步做好了准备。我自己抱有这样的理念,公司能够生存和成长,实在是上帝的恩典。虽然不能像大公司那样提供优渥的薪资条件,但求能提供员工合适的待遇和温馨的工作环境,以人为本,而非商业手段。曾经有位员工应聘办公室的职务, 刚在试用期几天就突遭 婚姻变故,她未来一段时间必须经常到德州处理家庭法律事务,照顾两个未成年孩子,工作颇受影响,管理团队建议因刚开始试用, 干脆就解聘另请好了。我跟团队商量, 她这时精神和财务压力都很大,这个时候被解聘对她是个双重打击,我们一起帮她渡过难关。就这样公司团队克服不便,付出额外的工作帮她度过了这个人生的关口。公司的大部分员工都兢兢业业,愿意做最基本简单的生产工作。

在政府高呼恢复美国制造业的今天,如果美国工人不能重拾吃苦耐劳的先辈精神,政府的号召最终会归于空谈。美国需要愿意付出劳动的合格移民来振兴美国的制造业和工作精神。诚如里根总统在他的离任前的演讲所指出,“This, I believ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of America’s greatness. We lead the world because, unique among nations, we draw our people — our strength – from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译文:美国之所以领导世界,在于他与众不同,能够从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吸引人才和力量。这,我坚信,是美国能够伟大的最重要资源之一。)

余长风近照

因着这过去近30年的初创公司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同国家,文化和宗教背景。这中间有成功,有失败, 有教训。经历越多, 越知道自己的渺小和局限, 越体会一切所有都是上帝恩典。新冠结束后的这几年,因大量新兴厂家的出现,诊断试剂行业的内卷竞争愈演愈烈,挑战比之前更大。值此年终,回顾前瞻,感恩之余,盼望,喜乐与忐忑并存,最后用这句圣经里很喜欢的话鼓励自己,也为本文收尾。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哥林多后书 9:12)

看得更清 看得更远 :我的87项美国专利

— 从激光科研到投资管理的不断探索

作者:戴光明 (物理82级)

起点:厦门大学与我的第一段旅程



1982年,我踏进厦门大学物理系。厦大依山傍海,海风里有盐腥味,也有凤凰花的甜香。傍晚从实验楼出来,我常沿着芙蓉湖慢慢走,或者站在海边欣赏鼓浪屿的暮色。那时就隐约明白:学习不止是追分数,更是对未知世界的一次次靠近。

四年的训练,送给我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难题不急于给答案,先拆解、归纳,再重构;逻辑、耐心、求真,成了此后漫长科研路上的“内核”。



1986 年毕业,我去了“厦华电子”的品管部。生产线的轰鸣声、示波器的曲线、检具上的毫米误差……让我第一次在现实世界里摸到“精度”“误差”“标准”的重量。质量管理最教人的,是敬畏:一丝疏忽,就可能牵动整条生产线。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下定决心出国深造。

1990 年,我收到瑞典隆德大学天文系的录取通知。冬天的隆德安静得能听见雪落的声音,我在那里研究星光的微弱起伏。1995 年获得博士学位,又因成绩优异拿到瑞典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博士后资助,先到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系,后到医学院,最后在罗切斯特大学做了半年研究科学家。

学术纯粹,但我也想让研究改变现实世界。于是离开校园,做了近五年的高级软件工程师:从天文数据处理到自然语言搜索,再到医疗设备算法。看似跨界,其实目标始终如一:用理性理解复杂系统,用模型描述世界秩序。

回看起点,厦大的四年,教我思考、独立,也让我相信科学的力量。


1982年戴光明(后排左二)与宿舍同学们
1986年戴光明(右二)与厦大教练和队友
1986年戴光明在厦大求学期间
1995年戴光明在瑞典隆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一、序言



2000 年,我加入威视(Visx);后来伴随并购先后就职于 AMO、雅培,直至强生全视。回望这条“光的轨迹”,从实验室到手术室,从灵感到证书,我在美国获得了 87 项授权专利,归入 42 个专利族:屈光光学设计、激光控制算法、波前像差与人工智能优化,几乎覆盖了视力矫正的关键环节。

别人常问:“为什么喜欢申请专利?”
 我会说:专利首先是保护产品,但同时也是一种记录 — 把灵感被捕捉的那一刻,和无数次推倒重来的过程,都认真存档。老实讲,也有点小小的仪式感:在公司里,每个专利族的第一件授权,还有一笔不错的奖金。但真正的收获,是看到想法一步步走向临床。

戴光明专利首页 US7,293,873
戴光明专利首页 US7,748,848
Visx售出第1000台激光器时全体员工合影

二、灵光初现:矫正老花眼的那道光



二十多年里,我投入最深的一条线,是老花眼(Presbyopia)矫正。这是极难的课题——不止一个团队研究了三十多年仍未“有解”。我常打趣:谁要真解决了它,诺贝尔医学奖恐怕都该认真考虑。

很多人把老花眼和远视混为一谈,因为两者都用凸透镜矫正。其实差别很大:远视是由于眼球结构导致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之后,而老花眼是晶状体随着年龄变硬、失去调节,像一台老相机的变焦环“卡住了”。远视者通常需要眼镜来看远处目标,老花眼则只在看近物(例如读书)时才需戴老花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 Kingman Yee 共同完成了专利 US7,293,873。我们提出一个“被动矫正”的思路:不去强迫眼睛恢复原有调节,而是在角膜表面通过激光重塑光学形态,让光线在远与近之间自然分配,形成可用的多焦效果。它是一个折中:远、近的极致清晰各退一步,换来整体生活场景下的“够用”。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平衡是值得的。

传统方案要么是单视眼(一眼看远、一眼看近,牺牲部分立体感与景深判断)、要么是在白眼中植入扩张环(Scleral Expansion)(创伤大、稳定性欠佳)、后来又有全飞秒激光近视矫正术(SMILE)(主要针对近视,不是专门为老花设计)。更有甚者,有同事提出用病人的干细胞进行体外培育,造出像婴儿眼球那样的“稚眼”,再设法嵌入眼内——可惜这个想法太过前瞻,实现难度极高。相比之下,我们的方法只在角膜上“雕光线”,不动眼内结构:简单、优雅、可重复。缺点也坦诚——远近视力都会降一点点,但很多人在真实生活里“总体更清晰”。

这一思路后来扩展成四项核心专利与二十余项衍生专利。2005 年,威视并入 AMO 时,这个老花专利组合被评估约 5 亿美元。那一刻,我第一次直观地看到:知识本身,也是一种资本。

三、算法的世界:看不见的创新



真正的创新,常常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
在屈光手术里,每一次脉冲的能量、位置、序列,都要与角膜几何与组织反应匹配;算法决定了手术的天花板。我做的工作,既有角膜消融的最优化模型、泽尼克系数的重构与约束、傅立叶迭代在屈光矫正中的应用、泽尼克与傅立叶系数的互换、治疗系统的评估方法,也有与航天领域的马哈健博士的跨学科合作。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项,是在《光学快报》上发表的那篇《泽尼克像差系数与傅立叶系数的双向转换》:它把原本不便直接用于工程实现的表示法,转成了更加有利于计算的傅立叶框架,理论与重构精度双突破。该研究获 2006 年“最佳论文奖”,后来也进入 AMO 的核心专利池。同年,我当选美国验光学会的会士,简称 FAAO。

科研是一场马拉松。迄今我发表 26 篇同行评审论文,仅 2006 年就有 10 篇发表于《美国光学学会杂志》《应用光学》《光学快报》。2008 年,我把相关研究系统化为《波前光学与视力矫正(Wavefront Optics for Vision Correction)》(SPIE 出版)。写书那年,几乎所有周末和深夜都在键盘前——也感谢太太的理解和支持。

后来 AMO 被雅培收购,再并入强生全视;我成为 Volwiler 学会会士,并三次获得“年度专利奖”,长期位列部门美国授权专利数量第一。但我看重的从不是数量,而是那种“从草图到临床”的踏实满足:有一天,病人说“我看得更清楚了”,你就知道,所有推导都没有白费。


2006年戴光明获首届最佳论文奖,接受CEO颁奖。
2007年戴光明在雅培被授予会士荣誉
2007年戴光明获颁雅培会士
2003年戴光明(后排左二)与Visx同事在弗罗里达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游Fort Lauderdale。

四、制度的变迁:从“先发明”到“先申请”



美国专利制度,我经历过一次“地震级”变化。
从强调证据链与“谁先真正完成发明”的先发明制(First to Invent),转向强调谁先递交申请的先申请制(First to File)(2011 年《America Invents Act》)。从那以后,创新不只是智慧的较量,更是效率与纪律的较量。

有一个著名案例:间歇式雨刷的发明人 Robert Kearns,为捍卫自己的专利,曾与福特和克莱斯勒展开旷日持久的诉讼,最终以个人之力赢得胜诉。这场战役后来被写入教科书,成为“小发明家挑战汽车巨头”的传奇故事。它也是旧制度下“先发明制”的经典例证。

我自己也有过教训:实验刚完成、还在打草稿,同行已经提交了类似申请。那一刻我明白,规则变了,打法也要变。
自此我们推行并行式流程:研究、文稿、法务同步推进;开会前要公开新想法,先走内部 ROI(发明记录)备案;遇到会议报告在即的新算法,常常是和律师团队一起“白加黑”把申请先发出去。制度更规范了,独立研究者确实更难了,但它也倒逼团队把创新速度、文档质量与法律严谨拉到同一标尺上。

规则可以变,创新的灵魂不能丢。

五、专利检索:从软件工程师到发明人



我与专利的缘分其实早在成为发明人之前就开始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在 Manning & Napier Information Services(MNIS)做高级软件工程师,负责构建专利搜索引擎。那还是没有 Google 的年代,我用 Perl 写出一条龙流程:抓取更新、词根归并、检索索引、导入 DB2 数据库、自动回归测试、生成日报——把本来全手工的流程提速了 20 倍,拿到了公司的年终大奖。

MNIS 从 Syracuse 大学孵化,学术气很重,很适合我。团队尝试做跨 USPTO / EPO / JPO (美国,欧洲,日本专利局)的检索,尝试语义分析、关键词加权、引文网络。那段经历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信息的可检索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多年后,我在强生全视负责人工智能项目,与全国多家医院合作,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分析治疗数据、优化参数,又一次印证了早年的体会:可发现、可理解、可应用,才叫真正的创新。

2007年戴光明在雅培被授予会士荣誉(和夫人文群合影)
2005年戴光明成功横渡Alcatraz至旧金山
2006年戴光明为主教练带队获得科学奥林匹克团体冠军🏆

六、新的起点



二十多年的科研,87 项专利、26 篇论文、一本书。
2022 年 5 月,我选择提前退休,结束在强生全视 21 年的职业旅程,没有留恋,也没有停步,只是换一条路继续探索。

我创立 Dependable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LLC(DAI Advisors),成为 SEC 注册的投资顾问(RIA)。有人问,从激光到投资,会不会跳得太远?我说,其实一点不远:两者都需要严谨的结构、深度的研究、对风险的敬畏、对长期的坚持。

过去,我用激光雕刻角膜;现在,我用研究与判断雕琢投资组合。
无论是光学还是金融,都是“探索—分析—验证—优化”的循环。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改变人的视力,而是想帮大家看清更远的未来。

创新不止一种形式。保持好奇,保持热爱,就总有新的方向,新的光。

我与科幻

—《未来学大会》翻译历程

作者简介:许东华,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1994),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2006),现居加州,就职于谷歌;爱好科幻,曾将许多海外科幻名著翻译介绍给中文读者,包括《基地》(科幻世界版)、《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未来学大会》等。《未来学大会译后记》 曾刊登于“美洲厦大人”微信公众号。

我从小喜欢科幻,上了厦大后可以自由订购自己喜欢的杂志了,就一直订阅《科幻世界》。我出国后看了不少英文科幻,时常在中文网上介绍一些给我感触比较深的英文科幻佳作,引起国内《科幻世界》编辑部的注意。2002年我受《科幻世界》邀请,翻译阿西莫夫的《基地》,从此开始了20年断断续续的科幻翻译历程。

大学时光

2017年7月,译林出版社确定引进六部波兰科幻大师莱姆的作品。先前为《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和我合作过的编辑吴莹莹老师问我要不要参与翻译这些莱姆作品,想翻译哪一部。

莱姆最著名的科幻小说当然是《索拉里斯星》,不过这个小说已经有过几个不同的中译本,我还是更倾向于翻译新东西,而不是重译别人已经翻译过的东西,所以首先把《索拉里斯星》放在一边。

我研究了一圈,这六部小说里,其他五部主题似乎都是人类和各种地外生命的接触,只有《未来学大会》的主题跟地外生命无关,显得比较特殊,而且这本看来篇幅比较短,也许比较容易翻译,所以就选定了《未来学大会》。

《未来学大会》英文版封面

一年后,2018年8月,第76届世界科幻大会在美国加州圣何塞召开。这其实就在我家门口,不过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科幻会议,本来还茫茫然,直到要飞过来参会的科幻老友北星点醒,我才赶紧报名注册,得以参加这个大会。

会上结识了不少科幻圈的朋友,比我此前几十年结识的加起来还要多得多。会议期间先后有几位朋友问起我最近有没有翻译什么书,我想起来那个《未来学大会》我只翻译了个开头,很惭愧,没敢公开。

巧合的是,《未来学大会》小说里写到在2039年召开的未来学大会也是第76届,按这个时间和届数可以推算出小说里埋得很深的一个机关,对于故事中层层幻境最底下的那层现实到底是不是现实也可以提出质疑,我在《未来学大会》译后记里有详细解释。

现实中的科幻大会和小说中的未来学大会,两个大会都是第76届,我意识到这个巧合的那一刻,恍惚了一下,感觉自己说不定还真是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中,也许可以写个元科幻了。

2019年1月,我和太太到山里一个清静的度假屋休了几天的假。那几天每天除了出去爬爬山,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潜心翻译,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时我已经深切体会到这个小说翻译的困难了。

翻译《未来学大会》

这个小说虽然篇幅不大,但生造的新词实在太多,要弄清这些词汇本来可能的意义,找合适的中文来表达,需要费很多力气。

2019年3月,我们坐邮轮去巴哈马度假。邮轮之旅本来一般属于彻底躺平的旅行,行前我还想着借这机会再多做一些翻译工作。

上船后发现想多了。一方面船上没网络,而这个小说因为新词太多,翻译的时候经常需要上网查询各种资料,没网络很难翻译;另一方面船上吃喝玩乐花样挺多,既然花了这钱那最好就去享受,那几天基本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所以其实也没什么机会集中精力做翻译。

巴哈马🇧🇸旅途中

这样的小说,用零碎时间来翻译效率很低。最好是有专门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做这个事,进入状态以后不停推进,效率会高很多。

到了2019年12月圣诞新年假期,我感冒病休在家,不能外出,借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完成了翻译的初稿。我翻译的习惯,译完初稿,一般放到一边至少晾一两个月,然后再回来反复修订两三遍,订正明显的翻译错误,想办法把句子改得更通顺一些,或者译法更巧妙一些。2020年7月,美国独立日长假,我对译稿完成了最后一遍修订。

我翻译小说,通常会有一套几个表格来整理翻译中碰到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的翻译,来确保书中前后提到同一个名字会有同样的翻译。

我翻译的多数小说,都是人名、地名的表格比专有名词的表格长得多, 但这本书相反。人名地名加起来四五十个,专有名词有两三百个,绝大部分是那些新造的名词。

每个名词的翻译我还加了备注,解释为什么会这么翻译,比如这一条:

commiserine   |   怜悯素  |  虚构药物名。commiserate:怜悯;-ine:精,素,化合物后缀,同-in。

这个小说的新词,有很大一部分是虚构的化学药品名,总体上拼写有规律可遵循,基本上就是像上面这个例子一样,有一个词干表明这个药品的作用,再加一个化学品后缀。

也有的新名词,需要考虑文化演变的可能性来翻译,比如:

he-male | 男他 | 2039年新词。应该是针对she-male人妖的反义词,大概是表现2039年性别多样化已经大行其道,传统正常男性已经专门需要这样一个词来指称了。

还有的是现存已经有特定含义的单词,但到2039年含义已经改变,必须改变翻译来配合相应的上下文,比如:

expectorant | 助推器 | 旧词2039年有新义。原义袪痰药,但原义难与新义助孕设备(基于词根expect-怀孕)的含义连通,故改译助推器。

2020年12月圣诞新年假期,我撰写了译后记。《未来学大会》的荒诞预言成真?科幻就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先前翻译和修订时先后产生的很多零星想法,我会记在一个文档里。现在这些想法成了译后记的素材,我需要做的是选出一些素材,把它们串起来,扩展引申,让内容更丰富。当然真正写起来思路放飞,写到后面有时会离先前素材的出发点很远,不过总体上想表达的东西都能自洽就好。写这篇译后记的过程,事后看起来也是殚精竭虑的,写完后精神上既满足又疲惫。这时又有朋友问我要不要接另一个紧急的科幻翻译活,我说算了吧,写一个七八千字的译后记都累成狗,弄不动了。

2021年8月,译林版莱姆文集正式出版。这六本莱姆小说里,《索拉里斯星》迅速登上豆瓣最受关注图书榜第一名,《未来学大会》登上同一个榜单的第十名。当然前者毕竟名气大得多,热度持续了很久;而后者似乎不久就淡出了大众视野。

2022年4月20日世界读书日,《文化有限fm》频道请了102位读书播客的主播每人推荐一本书。其中有两位主播(《三五环》的刘飞和《限时肤浅》的别笑)不约而同推荐了《未来学大会》。也许是因为热门大众书普通读者都早就知道了,这回主播们多数偏向于推荐比较冷门小众的书。大家口味千差万别,推荐的书什么类别题材都有,这份书单里绝大多数的书都只上榜一次,只有《未来学大会》和《小王子》各上榜两次。

《未来学大会》豆瓣评分 9.0

到2023年8月,《未来学大会》出版两周年之际,我发现这本书竟然已经悄悄地进入了豆瓣万评9分的行列。豆瓣上收录的七八十万种科幻图书里,目前只有11种科幻小说达到过万评9分以上的成绩,领头的是《三体》、《基地》这些经典中的经典。能有一万名以上读者读过一本书之后,来豆瓣点评打分,平均分还能在9分以上,那一般表明这本书不但读者数量很多,而且广受读者好评。以前相对籍籍无名的科幻小说《未来学大会》,在我翻译介绍给中文读者后,竟然也能达到万评9分的成绩,成为11分之1,是个意外惊喜。

当然这个9分有点像任意划的一条线,8.9分的作品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将来要是这本书在豆瓣上评价数再多一两倍的话 (希望能有那一天,可以证明这书还没被冷落),也不见得还能维持在9分以上。不过作为译者能有这么一段时间跻身这个行列,还是感觉与有荣焉。

先前有朋友好奇 ,《未来学大会》书名这么劝退,怎么卖得出去?故事疯狂荒诞高能,书名却像无聊的会议纪要。译林社同时出版的《挽救计划》,故事本身质量过硬,又有盖茨、奥巴马这样的名人帮助推销,销量口碑双丰收是意料之中的;而《未来学大会》的传播,可能主要一是靠从更出名的《索拉里斯星》延伸过来的部分莱姆读者,二是单纯的读者口碑。现在看来,《未来学大会》的销量,在科幻小说中可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这本书在读者中的口碑,我是很满意了。

编者注:本文最早发表于作者微信公众号:许大劈柴。经作者同意,特增补厦大相关内容转发于美洲校友会网站。

伊比利亚三重奏鸣曲:科学, 艺术与美食 — 记2025年初马德里之行 (下)

An Iberian Trio Sonata: Science, Art, and Cuisine (2/2)

作者:陈强(1982届化学)

(续上)

04 艺术盛宴:Museo del Prado和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Museo del Prado(普拉多博物馆)是我与西班牙博物馆的初次邂逅,它成立于1819年,由建筑师胡安·德·比利亚努埃瓦设计,是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典范,其建筑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最初作为皇家绘画和雕塑博物馆,旨在展示西班牙王室的珍贵艺术收藏。如今,普拉多博物馆以其无与伦比的欧洲艺术收藏而闻名,如迭戈·委拉斯开兹的《宫娥》、弗朗西斯科·戈雅的《五月三日》和《裸体的马哈》,以及埃尔·格列柯的《牧羊人的崇拜》等均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杰作作品。此外,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包括提香、拉斐尔和波提切利的名作。佛兰芒画派的代表作品如博斯的《人间乐园》和鲁本斯的《三美神》也在此展出。普拉多博物馆不仅是艺术爱好者的圣地,也是西班牙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象征,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成为马德里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Museo del Prado(普拉多博物馆)

令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作品是荷兰画家Hieronymus Bosch(耶罗尼米斯·博斯)的Jardin de las Delicias(人间乐园)和意大利雕塑家Camillo Torreggiani(卡米洛·托雷贾尼)的作品Isabel II velada(蒙纱的伊萨贝拉二世)。

Jardin de las Delicias(人间乐园)by Bosch

这是一幅三联画,创作于1490-1500年之间,是博斯艺术成就的巅峰之作,以其复杂的象征意义、丰富的细节和深刻的主题闻名。它不仅是一幅宗教画,更是一幅关于人类本性、欲望与命运的哲学思考,至今仍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左侧面板描绘了伊甸园,展示了上帝将夏娃介绍给亚当的场景,周围是奇异而宁静的自然景观,充满了奇幻的动植物。中央面板是“人间乐园”,展现了人类在堕落前的状态,充满了裸体人物、奇异生物和超现实的景象,象征着欲望、享乐和放纵。右侧面板描绘了“地狱”,展示了人类因罪恶而遭受惩罚的场景,充满了黑暗、痛苦和怪诞。

Isabel II Velada(蒙纱的伊萨贝拉二世)

托雷贾尼以其细腻的雕刻技艺和对细节的精准把握著称,作品通常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风格。作者通过雕塑展现了伊莎贝拉二世的优雅与威严,女王的面部表情和姿态被精心刻画,既体现了她的高贵身份,也传达出她的个人气质。雕塑的细节处理,如服饰的纹理和头饰的精致,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艺术表现力。

从普拉多博物馆出发,沿普拉多大道向南步行,街道两侧,新古典主义建筑巍然矗立,建筑外立面装饰着精美的浮雕和科学仪器图案。街上一位舞者优雅地演绎着自由落体运动,而另一位则用全息投影技术展示着万有引力定律,这种科学与艺术的融合表演,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观看。经过Parque del Retiro(丽池公园)东侧,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它成立于1992年,以西班牙王后索菲亚的名字命名,是西班牙最重要的现当代艺术博物馆,与普拉多博物馆、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共同构成了马德里的“艺术金三角”。博物馆原建筑是一座18世纪的医院,后由建筑师让·努维尔设计扩建,新增的部分以现代风格为主,玻璃和钢结构的运用使新旧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博物馆最著名的藏品是巴勃罗·毕加索的巨作《格尔尼卡》,这幅画作是20世纪反战艺术的象征,描绘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格尔尼卡镇遭受轰炸的惨状。此外,博物馆还展出了萨尔瓦多·达利、胡安·米罗、胡利奥·冈萨雷斯等西班牙艺术大师的代表作,以及国际艺术家如弗朗西斯·培根、马克·罗斯科和伊夫·克莱因的作品。此外,博物馆还设有图书馆、档案馆和研究中心,为学者和艺术爱好者提供丰富的资源。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Guernica(格尔尼卡)

05 皇马:Real Madrid Stadium的运动史诗

此次马德里之行最后一站是Real Madrid Stadium(皇家马德里球场)及其博物馆。皇家马德里球场,正式名称为Estadio Santiago Bernabéu(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是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的主场,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场之一。该球场位于马德里市中心,自1947年建成以来,一直是足球迷心中的圣地,它以皇家马德里的传奇主席圣地亚哥·伯纳乌命名,球场容量超过8万人,是欧洲最大的足球场之一。近年来,球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工程,翻新后的伯纳乌球场不仅是一个体育场馆,更是一个多功能的娱乐综合体,可以举办音乐会、展览和其他大型活动。这里不仅是皇家马德里主场比赛的场地,还曾多次举办重要的国际足球赛事,包括欧洲冠军联赛决赛、欧洲国家杯和世界杯比赛。这里见证了无数经典的比赛和伟大的时刻,是足球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标。每当比赛日,成千上万的球迷涌入球场,为他们的球队加油助威,营造出无与伦比的氛围。总之,伯纳乌球场不仅是皇家马德里的家,也是全球足球迷心中的圣地,代表着足球的激情、荣耀和梦想。离开球场前,未经儿子的允许,我替Baby Eden转会了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Real Madrid Stadium(皇家马德里球场)

球迷们的聚会

Eden转会皇家马德里

06 与西班牙美食的亲密接触

Embutidos(西班牙腌制品组合)

之前对西班牙美食的整体印象,主要源自在美国加州山景城常去的西班牙餐厅Cascal。马德里之行让我真正领略到西班牙美食的浓郁与深邃,它既保留了西班牙各地食物的传统精髓,又融入了马德里的本地风味,展现出一幅立体的美食画卷。在这里,我品尝了卡斯蒂利亚的Torreznos(油炸五花肉),酥脆的炸猪皮让人停不下筷子;”Anos Contigo”(与你共度的岁月)—Tortilla(西班牙蛋饼),土豆的绵密与鸡蛋的香滑完美结合,入口即化,给人一种温暖而满足的感觉;Huevos Rotos(碎蛋土豆)看似简单,却以火腿或香肠的点缀,成就了质朴中的美味;经典的Paella(海鲜饭),金黄的米饭与鲜美的海鲜相得益彰,每一勺都是对味蕾的极大满足。此外,Black Risotto(墨鱼汁烩饭)的浓郁鲜美,以及Boquerones(醋渍凤尾鱼)的清爽酸香,都让我对西班牙美食的多样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最为惊艳的是Embutidos(西班牙腌制品组合),它不仅是西班牙美食的代表,更是其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西班牙人对食材的尊重和对传统工艺的传承。Embutidos是西班牙美食文化中的瑰宝,它将Jamón Ibérico(伊比利亚火腿)、Chorizo(西班牙腌制香肠)、腌橄榄、腌辣椒等各式腌制品与奶酪、坚果等巧妙搭配,再佐以啤酒、红酒或雪利酒,咸香、奶香与酒香交织,带来层次丰富的味蕾享受。无论是家庭聚会、节日庆典,还是日常饮食,Embutidos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西班牙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味。

07 归程途中的意外收获

依依不舍中结束了短暂的马德里之行,天边微亮,晨曦初现,预定的Uber已准时停在酒店门口,静静地等待着。这座城市的喧嚣与宁静、历史与现代,仿佛在晨光中交织成一幅未完的画卷。司机是一位健谈的古巴裔西班牙人,一路上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和这座城市的变迁。20多年前他从古巴移民到马德里,当年意气奋发的他已为人父,肩负着抚养两个女儿的责任。交谈之中,得知他还是一位科幻小说作家,并出版了七部作品,但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开Uber补贴家用。幸运的是,他妻子的工作相对稳定,这让他仍能在开车之余坚持写作,他还与我分享了马德里中产阶级的消失和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我不禁想到,社会变革如同历史的洪流,势不可挡。正如我们身处的新时代,未来四年的发展充满了未知与可能。然而,无论前路如何变幻,我们都应以乐观的心态拥抱每一次变革,勇敢迎接未来的机遇与挑战。正如AI技术的迅猛发展,它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也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唯有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才能在变革中把握机遇,在挑战中书写新篇章。

航拍镜头下的马德里

作为西班牙的科学中心,马德里拥有众多顶尖的研究机构和大学。但这座城市并没有因此变得刻板,你可以在康普顿斯大学的实验室里看到艺术家的作品,也可以在普拉多博物馆里听到科学家的讲座。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古老宫殿到波旁王朝的华丽建筑,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着帝国的辉煌。普拉多博物馆里戈雅的画作,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都在讲述着西班牙的过去与现在。街头艺人的弗拉明戈表演,广场上的露天音乐会,小巷里的涂鸦艺术,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对艺术的热爱。午后的”siesta”(午休)时间,街边的咖啡馆总是坐满了享受阳光的人们。这种热情与悠闲的完美平衡,构成了马德里独特的生活节奏。飞机缓缓滑行,引擎的轰鸣声逐渐增强,我透过舷窗望向马德里的轮廓,心中默默许下了一个约定:下次再见。随着飞机腾空而起,马德里的身影渐渐远去,但那份留恋与期待却愈发清晰。我知道,这并非告别,而是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重逢。

¡Hasta la vista, Madrid!

伊比利亚三重奏鸣曲:科学,艺术与美食 — 记2025年初马德里之行 (上)

An Iberian Trio Sonata: Science, Art, and Cuisine (1/2)

作者:陈强 (1982届化学)

二月的马德里,地中海阳光将微凉空气烘出琥珀色的暖意,在CIEMAT(西班牙能源、环境与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的玻璃幕墙上折射出科学与理性的光芒。受Dr. Segovia教授的邀请,我到CIEMAT与西班牙同行们分享有关药物研发数据完整性的专题报告。首次到访马德里,我深刻感受到这城市古老而现代、庄严而热情、喧嚣而宁静的魅力,科学、艺术与美食如灵动的音符,在这座城市的舞台上激情跳跃,谱就了一曲华丽迷人的Trio Sonata。

Madrid, Spain

01 午后时光的味觉叙事

飞机缓缓降落,机翼下这座古老的城市逐渐清晰,此时已经是正午过后。西班牙两位年轻同事Jose和Luis已经早早到机场出口处等待,当我脚步匆匆地走出出口的那一刻,他们热情地上前与我拥抱,一种奇妙的感觉在心底蔓延,仿佛归来的灵魂找到了久违的港湾。透过车窗,那错落的建筑、绵延的田野,如幻灯片般在眼前不断掠过,有些景致似曾相识。这些建筑和田野,仿佛是从心底深处翻涌而出的旧时光,带着岁月的痕迹,悄然触动心弦。

入住市中心酒店后,我决定和年轻人出门体验当地人惬意的午后文化。坐落在太阳门广场小巷深处的Bar Casa Paco是我在马德里味觉盛宴的第一站,这里的招牌菜“Anos Contigo”(与你共度的岁月)承载了小酒馆三代人的记忆与情感,并使得这里成为当地人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Anos Contigo”的故事追溯到1952年的一个冬日,店主老Paco注意到一位常客Don Luis总是独自坐在角落,神情落寞。原来,Don Luis的妻子刚刚离世,他们曾经常在这里共进晚餐。“我记得她最爱吃火腿配奶酪”,Don Luis喃喃道。于是,Paco精心准备了一份特别的tapas:将陈年伊比利亚火腿切成薄如蝉翼的片,配上手工曼彻格奶酪,再佐以烤得金黄的面包片。“这道菜叫‘Anos Contigo’”,Paco将餐盘放在Don Luis面前,“因为最美好的时光,总是与所爱之人共度的”。Don Luis品尝着这道菜,眼中泛起泪光。从那以后,“Anos Contigo”成为了Bar Casa Paco的招牌菜,也成为了治愈心灵的良方。

午后,阳光斜斜地照进酒馆,Maria大厨开始准备当天的“Anos Contigo”。暮色漫进窗棂时,主厨Maria为我们的餐盘添上一枚无花果,”今日的特调回忆是春日的甜,每一份Anos Contigo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每个人的故事”。

02 漫步马德里街头

从Bar Casa Paco出来,我欣然接受了Jose和Luis的邀请,与他们共同重温学生时代在马德里街头的徒步经历。在马德里的城市版图上,Parque del Oeste(西园)犹如一片翡翠,镶嵌在曼萨纳雷斯河畔。始建于1906年的西园,不仅是城市绿肺,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书,记录着马德里一个多世纪的变迁。穿过公园最迷人的角落——始建于1956年的玫瑰花园,浓郁花香扑鼻而来,园丁Javier正在修剪玫瑰花枝,他的家族三代人都在这里工作。“这些玫瑰见证了马德里的兴衰,”他指着一株百年老玫瑰说,“即使在战争年代,它们也顽强地生长着。”穿过玫瑰园,我来到了Templo de Debod(德波神庙),眼前,神庙前的水池已干涸许久,表面长出了些许青苔。这座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神庙,于1968年迁移后重新坐落于此,是埃及政府赠予西班牙的珍贵礼物。清晨时分,柔和的晨曦会映在水池中央,金色的光芒洒在波光上,宛如给神庙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每到静谧的夜晚,皎洁的月光会洒在水池中央,清冷柔和,仿佛给神庙披上了一层梦幻的纱衣。Jose告诉我:“这座神庙不仅是古迹,更是和平的象征。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最动荡的年代,文化也能架起友谊的桥梁。”

Templo de Debod(德波神庙)

从西园出发,沿着Palacio Real de Madrid(马德里王宫)西侧的小径向东漫步,四周绿树成荫,宁静而优雅。穿过王宫的西侧,宏伟的建筑与古老的石墙映入眼帘,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绕过王宫北侧,宽阔的广场与蓝天相映,显得格外壮丽。继续前行,萨巴蒂尼花园的古典对称设计与修剪整齐的绿植逐渐清晰,喷泉与雕塑点缀其间,仿佛步入一座艺术的殿堂。傍晚时分,远处绚烂如火的晚霞让土生土长的马德里人也为之驻足,生命的壮美在此刻化作永恒的定格。

左侧Luis,右侧Jose,背后是马德里王宫

从萨巴蒂尼花园出发,向东穿过Calle de Bailén(拜伦街),沿着宽阔的街道向南漫步,城市的喧嚣逐渐清晰,远处西班牙广场的标志性建筑—塞万提斯纪念碑映入眼帘。雕像位于广场中央,塞万提斯坐在椅子上手持一本书,象征其文学成就。雕像前方是塞万提斯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两位主角——唐吉诃德骑着他的瘦马罗西南多,侍从桑丘·潘沙骑着驴子。雕像不仅纪念塞万提斯,也致敬《唐吉诃德》这部世界文学经典,是西班牙文化的象征,吸引着全球游客前来驻足。

塞万提斯纪念碑(Momumento a Cervantes)

从塞万提斯纪念碑缓缓前行,穿过西班牙广场的绿地和喷泉,向北漫步,马德里王宫的壮丽轮廓逐渐清晰。它是在1734年Alcázar de Madrid(阿尔卡萨尔城堡)火灾后废墟上建造的,占地面积13.5万平方米,拥有3418个房间,是欧洲最大的皇家宫殿之一,也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最著名的历史建筑。意大利建筑师Filippo Juvarra(菲利波·尤瓦拉)和Francesco Sabatini(弗朗切斯科·萨巴蒂尼)参与了宫殿的设计和建造。尽管如今西班牙王室并不居住于此,但马德里王宫仍然是国王举行国事活动、接待外国元首以及举行各类官方重要仪式的庄严场所。这座承载着西班牙历史与荣耀的王宫,融合了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风格,展现出独特而迷人的建筑魅力。外墙由质地坚硬的花岗岩和白色科尔梅纳尔石精心建造而成。花岗岩赋予了建筑稳固厚重的质感,仿佛在默默诉说着岁月沉淀下的王室威严;而白色的科尔梅纳尔石则如同一条洁白的丝带,环绕在花岗岩之间,不仅增添了几分柔和之美,更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泽,使整座王宫显得庄严而典雅。

Palacio Real de Madrid(马德里王宫)

与王宫相对的Catedral de la Almudena (阿穆德纳圣母主教座堂)

03 学术盛宴:CIEMAT和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马德里的第一缕阳光洒落在蒙克洛亚-阿拉瓦卡区的丘陵上,CIEMAT(西班牙能源、环境与技术研究中心)这座西班牙最重要的能源研究机构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庄严。Segovia教授一早就在酒店接我,驱车前往CIEMAT。这个研究中心原来注重于民用核电站,后来的研究转向一些基础的科学研究。Segovia教授主要致力于研究核辐射造成的基因突变对人体血液和皮肤的危害及其治疗方法,即基因治疗法。此次我与西班牙同行的交流主题主要聚焦在全球药监管理部门对制药公司数据完整性监管及研发过程中数据完整性的保证,交流会场座无虚席,大家对数据完整性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现场讨论氛围热烈。演讲过后教授带我参观了CIEMAT基因治疗药物研发实验室、检测中心及GMP生产车间,西班牙同行们严谨的科研态度及其规范的管理体系令人印象深刻。

CIEMAT正门
CIEMAT报告

马德里之行最大的收获是居然见到了30多年前一起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从事传感器研究的Dr. Maria Pedrero,如今她已经是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分析化学系主任、教授。在Maria的陪同下,我和Segovia教授参观了这所创立于1293年的大学校园、教学和研发实验室。这是西班牙最古老、最著名的大学之一,1499年正式更名为Universitas Complutensis,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学术中心,1836年大学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迁至马德里,更名为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以其卓越的学术传统和广泛的研究领域闻名,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哲学家加塞特以及卡哈尔、奥乔亚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在此学习或任教。康普顿斯大学在西班牙乃至全球的高等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它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成为西班牙高等教育一面旗帜。

中间Segovia教授,右边Pedrero教授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
康普顿斯大学分析化学实验室模型
康普顿斯大学分析化学实验室陈列的实物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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